文字˙採訪／黃珮涵
以上照片由陳又維於4月11日攝影
公館一家喧鬧嘈雜的咖啡館中，甫下長途客運的許正平一邊聊著他對文字的種種感情，一邊吃著遲來的晚餐，有時講得太認真而停下手中刀叉，許久許久。飯菜都涼了他卻體貼地說：「沒關係！」然後繼續精神奕奕地談論著被他擺在心中第一位的文字創作。
一開始你覺得他隨和但眼神帶點害羞，後來你發現他比你想像中還健談，但對一切事物飽含情感。
這是週日夜晚，許正平溫和但堅定的聲音清楚地傳來：「創作是我永遠不會放棄的事業！」
「塑造一種屬於我們自己的語言；尋求另一種可能性」
說起寫劇本的開端，從大學時代就喜歡寫東西的許正平，因緣際會加入話劇社；原本想著至少跟「文學」、「創作」這兩件事沾上邊，沒想到就這樣擴展了他的寫作版圖，一頭栽入戲劇的世界。他回憶起自己的第一個劇本是改編自成英姝的第一本小說，並且同時身兼導演進行戶外演出。大學畢業後，中文系已經無法滿足許正平對文字創作的渴望，玩戲劇的癮頭更不時發作，因此決定捨中文而就北藝大戲劇所創作組。
他直言現在是一個以導演為核心的劇場時代，剛進研究所時也曾經懷疑劇作家到底還能作什麼；後來跟著紀蔚然教授，赫然發現語言的奧妙，不但證明劇場仍然需要語言，甚至可以提供導演和演員更多的發揮空間。
「我希望我的語言是一個容器，什麼個性的演員都可以進來，任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詮釋我的劇本。」許正平笑著說，眼中閃耀著光芒。他相當重視語言的使用，從畢業論文《花園—三則現代與聊齋》；一直到五月即將公演的《愛情生活》中皆可略見一斑；後設、錯置、不同腔調的交錯使用，各種語言都成了他的利器。如何用語言表達人們存在於這個時代、環境的心聲，挖掘出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他的終極目標。
「感動是要讓看的人產生共鳴，而不是拒絕溝通」
從小說《夜間遷移》、《大路》、《光年》，到劇本《花園》、《生活三部曲》等，許正平的創作歷程從小鎮出發，一開始的初衷是想記錄被現在化浪潮淹沒的舊日小鎮，但又不自溺於懷舊，採用現代的眼光回顧那個已經不存在的，斷簡殘篇。
許正平坦承這是他的矛盾情結；他「就像一個離開小鎮的青年，進入嚮往的都市但又一直忍不住回頭看，他在城市漂流裡是一種『不得不如此』的選擇，他又想從那個廢墟裡尋找一個寶石或證據作為他生存的依靠。」他藉由創作來回顧過去的自己，同時解讀這小島上的人所面臨的各種難題。
屢獲無數文學獎肯定的許正平，其實是以散文起家，被問到寫劇本和小說之間的差別，他說：「這兩者的寫作快感不一樣。散文和小說可以一氣呵成，但其中的敘事者是獨裁的；而劇本用對話、角色將不同聲道、不同敘事觀點加以疊合，語言就可以產生很多層次。」，正是這各種權力交錯以及關係衍生吸引著他；也吸引著台下的觀眾。
他認為相較於電影劇本寫作，舞台劇本可以發揮的空間比較大，一來是劇場仍保有所謂「劇作家的傳統」；二來電影劇本過於強調功能性，主要還是為商業服務。再者，電影導演的權力相當大，所有的鏡頭拍攝皆來自導演的主觀意志。而劇場中因為空間的有限性，觀眾的焦點反而可以跟著角色走，較不受導演的意志主導。
更多、更多、更多的可能性
談到最想寫的劇本，許正平頓了一下說：「我想作一個革命輓歌。」他認為劇場一直有一種革命性；作為一個重要的媒介載體，對社會對傳統政權或國家體制提出質疑。而在這革命性發生的同時就顛覆了傳統劇場的美學，但現在的消費社會漸漸把這種精神稀釋掉了，他希望用語言去記錄那個革命的時代。
其次，他希望推廣讀劇劇場；使用簡單的舞台條件，找合適的演員來讀，不但兼顧成本，又可以提供劇作家發表的空間，讓劇本被看見、有更多的演出機會。「我比較幸運， 劇本斷斷續續地有演出機會，還有更多人的劇本連演出機會都沒有，就慢慢地不寫了」他緩緩地說。
如何寫出憾動人心的劇本呢？除了大量閱讀、電影、音樂、看戲等這些基本功，許正平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觀察生活周遭的人事物，他說：「無論是哪種文類，寫作永遠不能放棄現實生活那一面。」，他不以藝術家、文藝青年的身份自居，時時省察自己是否用一種高高在上的眼光，並且對於周遭人事物抱著莫大的寬容。他認為只有在真正認識「人」之後，才能在劇場激盪更多出的可能性。
雖然文字創作難以維生，尤其是劇本，若沒有被搬演過，就更別提出版的機會了。許正平說：「只能告訴自己不要離開這個領域，就算一直在邊緣也好。」他謹記賴聲川老師說過的：「創作必須隨時隨地，不管在哪裡都要一拿起筆就可以寫。」即使現實環境很嚴苛，經濟條件也不允許全職的創作者，但他仍然樂觀積極：「我們上面沒有壓著契可夫、莎士比亞，所以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台灣現在的劇本本來就沒有什麼太偉大的傳統，哪有什麼是不能作的呢？」
預計今年七月退伍的許正平，下半年計畫跟導演Baboo合作新戲，劇本改編自柯內‧明夏流斯《最美的時刻》，將會是一齣男生的獨腳戲。這次他們將會營造出何種舞台語言呢？且讓我們拭目以待。
本文經修改後首次刊載於表演藝術雜誌第184期，感謝作者與表演藝術雜誌同意轉載。
